《孝经》里面有廉政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6-08 00:55:13


 




《孝经》里面有廉政

董 葛

《孝经》,既是我国传统孝道的宝典,也是「孝治天下」的著作,同样还是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文献。经文中,孔子对天子、诸侯、卿大夫行孝的祈愿和教诫 ,实质上是对各阶层执政者提出的廉政行为准则,属于“道德自律”;孔子在「五刑」章中,对不孝行为的惩罚警示,实质上是明确划定了行为底线,属于“礼法他律”。这对我们当前学习理解《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大有裨益。


(一)

在「天子」章中,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这既是孔子对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顾,也是对后继天子的祈愿。古代的“天子”, 实行的世袭制度。一旦成为“天子”,就肩负着天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叫天职。何为天职,子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用现在的话讲,无非就这八个字:“国泰民安,社会和揩”。如何才能不负“天命 ”,从本章经文的字面理解是讲,天子应该把自己的爱敬双亲的孝 心扩展至百姓、扩展至四海,让普天之下的民众不但都能够受益,而且都能够效法行孝,那么社会必定和谐。实际上,这段经文即蕰含着深刻的传统廉政文化寓意。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实质上是讲“博爱广敬,仁者无敌”。其中至少含有四层寓意:一是“天子” 爱人如己」,奉行的是「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认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跟仁是一体的。 二是“天子”「常思安人」,常常思念安抚百姓,服务百姓,以人为本,做百姓衣食父母,帮百姓安居乐业,则「修己以安百姓,则千万人悦」。三是“天子”「因心内恕」,即心存恕道,最懂得原谅人,包容人,爱护人。在其主观意识里「不敢恶於人」,「不敢慢于人」。心里从来不愿生矛盾,不愿起冲突,不愿树对立。眼里不会有讨厌的坏人,心中不愿有恶毒的敌人。四是“天子” 「克己复礼」,努力和自律并举,带头按规矩办事,同时与破坏规矩、危害社禝的势不两立。这样的“天子”一定会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

由于“天子” 「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率先垂范,替天行道(这里所指的天就是普天之下的民众),「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所以老百姓都能广泛受益,就会自觉效法,人人博爱广敬。如同唐玄宗在《孝经御注》里所言:「君行博爱广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恶其亲,则德教加被天下,当为四夷之所法则也」。即为「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个国家的“天子”如此,一个团体、一个企业的领导亦应如此。




(二)

在「诸侯」章,子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内的各方诸侯,职责是对上替天子行道,对下为民众造福。相当于现在的省、直辖市级党政一把手,掌管着一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要政。在此,字面上是孔子对诸侯提出尽“孝”的基本要道,但实际上是孔子特别教诫诸侯「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对其界定的行为规范。

在传统的廉政文化中“骄”谓何物,北宋的经学家邢昺在《孝经正义》中一语道破:「无礼为骄」。如果身为一方诸候,心中无视礼法,不把礼法、规矩放上首位,甚至将自己凌驾於礼法、规矩之上,就会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就会置若岡闻,阳奉阴违;就会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就会结党营私,另立山头;就会任人为亲,排除异己;就会漠视百姓,放纵己欲其结果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必然是不保社稷,羞辱祖宗。

          「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是孔子教诫诸候廉政的另一个重点。

经文首先强调的是「制节」必须「谨度」,就是要在经济活动中遵守礼法,慎守法度,严格按规矩、规律办事;其次是强调「满而不溢」,「满谓充实,溢谓奢侈」。诸候掌握一国之赋税,即使财政再充满,日常也要制立节限,节约开支。对于涉及民生的重大项目,更 是要谨慎行事,科学决策,杜绝劳民伤财。再次是强调「居财不奢」,个人要力戒贪图享受,奢侈浪费,避免腐败滋长。

         因为「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所以

只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满而不溢,

保基业。





(三)

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经文中概括的“三不敢”,既是孔子对卿大夫的孝道教诫,也是对卿大夫定立的廉政规矩。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西周时,就有「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礼法,不敢僭上逼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有等级不同的五种章服,颜色配饰、图案纹样也各不相同,明确彰显身份地位。礼法规定,不同官职、不同场合,文武百官必须身着相应的官服,否则就有僭上逼下之罪。同时,对文武百官的吃、住、行规格,也定有严明的规定。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但廉政文化的内含一样。可叹的是部分官员,对国家在待遇方面的规矩置若岡闻,超标用房、超标配车、超标接待、超标享受、超标消费等现象,屡禁不止,与时代的文明进化形成极大反差。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先王的「法言」和「德行」,集中体现于「孝治天下」,最终目的是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简而言之,国泰民安。作为辅佐国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从政,承上接下,是执政的重要环节。故卿大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首先必须立足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

有损于国家和有人民利益的言话一字不说,事情绝对不做。其二是必须言行一致。绝对不能口是心非,嘴说一套,行动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或家人又是另一套,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其三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从自身做起,「修己以安人」;从身边人和家人做起,「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卿大夫身为天子或诸侯的大臣,虽不负守土治民之贵,但为国家的中坚,领袖的辅佐,对于执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响。古代的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部委和省市厅局领导。大夫,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司局长和省市厅局的处级干部,统属于国家公务员。他们「出己加人,发迩见远,出言不善,千里违之」对廉洁执政,无不产生极大影响。如果这些卿大夫都能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自觉按照国家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洁,待遇严禁超标,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自奉、言语、行为三方面都能主动遵纪守法,严格做到“三不敢”, 则必然「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四)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按照古代刑法,刑分墨、劓、剕、宫、大辟五种,罪名有三千条。

五刑中,所谓墨刑,是在罪犯的脸上做个记号,就像现在人纹身,终生洗刷不掉 劓刑,是犯的鼻子割掉一块,比墨刑更惨忍;剕刑,是砍掉犯的脚,使人残废;宫刑,是犯失去生殖的能力;大辟,就是极刑,斩首或者绞死。

三千罪名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不孝之罪中,首罪就是「要君者无上」,对上不忠,谓之 “无天”。次罪为「非圣人者无法」,谓之“无法”。 再其次是「非孝者无亲」。孔子将无天、无法、无亲这三罪,谓之三恶,并警示这三恶为「大乱之道」,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恶廇。古代之所以把「要君者无上」列为三千罪名之首,是因为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对君王的尊敬犹如敬天,故而要挟非礼君上者就是“无天”,就会胁迫君主,假传圣旨,犯上作乱;就会目空一切,结党营私,另立山头。把「非圣人者无法」列为次罪是因为圣人的教导都是本性本善的行为规范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些法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故而非圣人者就是“无法”。如果无视或否定圣人的教训,就会目无法纪,视规矩,胆大妄为;就会使人心无所依从,引发社会动荡不安。

在我国传统的廉政文化中,对“要君无上者和非圣人无法者,一般都定为“大辟,处于极刑。如秦朝丞相李斯、明朝大宦官刘瑾、清朝崇的进士郑漫显见,这是“禁区”,是不能愈越的“雷池”,是各级为政者绝对不能触摸的“高压线”。






(五)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时间,可追溯到文明诞生之初。《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为政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说明当时的氏族首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对执政团队自身素质的要求。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逐渐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对贪贿惩戒的条规刑律已初见雏形。特别从秦汉以降,廉政文化明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历朝历代都特别注重廉政建设,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廉政文化,包括官吏选用与管理制度、廉政保障制度、监察与权力制衡制度、乡论及舆论监督制度、奖惩与养廉制度等。不仅如此,历代统治阶层还十分重视对廉吏进行褒奖,考核优秀者将获得升迁、超迁、增秩、赐爵、赏金、画像、立祠、下诏书表扬,甚至死后还追加谥号评定、追赠荣誉官职等表彰。这一传统,在唐宋之际达到极致,迄至明清络绎不绝。

孔子在《孝经》中,分别对天子、诸候、卿大夫提出博爱广敬」、「位不期骄,禄不期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思想

孟子在《尽心下》提出正君而国定理念法家韩非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的论点;以及管子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的主张,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价值观,为古代廉政制度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石。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它对各级官吏提出明晣的“道德自律”和对各级官吏实行严格的“礼法他律”,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和纯洁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乃至净化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本着以古为鉴的精神,珍惜这一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董革,笔名董葛,男,山西省直机关退休干部,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科技咨询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山西省孝文化研究会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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