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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扇·清风】“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

宋扇 2018-06-05 22:52:06



“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

 

自西周始,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一模式。

一、德治要求统治者官吏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做到“以德配天”“以德服人”,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西周统治者从殷鉴中看到“乱罚无罪,杀无辜”的亡国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即通过“敬德”、“明德”(谨慎地修德),以争取长久“配天”的资格。儒家经典确定“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从理论上明确了以建设家族伦理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和始点的思想。儒家维持“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所谓“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权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为政在人”。

教育广大官吏要克己奉公,使之成为廉、明、慎、勤的典范,始终是封建统治者治国的一项基本工作。例如:秦国统治者教育官吏以“五善”作为行为准则,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昭帝始元六年,儒生们在盐铁会议上针砭盐铁官营政策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吏治腐败现象,并提出以下廉政思想:首先,强调良吏治国的作用。良吏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通过教化实现犯罪预防。其次,任人唯贤才能事有成效,所谓“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盐铁论•刺复》)。再次,强调高级官吏的表率作用。高官在整肃官风,为民解忧方面负有重大职责,高官个人是否廉洁,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开风气之先。

唐太宗经常以隋朝灭亡的教训激励自己及百官勤政廉政,他抓住人乐生恶死、求荣怕辱的本性,经常告诫官员不可贪恋财物,因小失大、自取灭亡。他还指出,赃官虽未被揭发,却因害怕败露经常忍受精神折磨;而一旦东窗事发,不仅本人丧命,还将给子孙后代留下耻辱。在他的推动下,贞观时期出现了一批公正无私,执法严明的官吏。

宋朝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颁布了《诫谕百官辞》,根据文、武官员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了“文七条”和“武七条”。与朝廷加强对官员诫谕相呼应,一些官员纷纷撰写官箴,从官员的从政品德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官员提出劝诫。

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吏学指南》一书中高度集中了古代的德治经验,提出“尚廉”、“尚勤”、“尚能”的思想。

历任县尹、礼部令史、行御史台中丞等职的张养浩在其《牧民忠告》一书中提出了许多为政需要注意的内容。首先,他谆谆告诫官吏过好“家庭关”:“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其次,他提出治吏应严于治民。再次,他认为能否铲除地方恶霸的关键取决于官吏本人的品行:“夫豪强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以纵之也。何也?与之交私故也。苟绝其私,可不动声色而使其胆落。”同样,为官只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才能避免奸吏得逞。第四,他反对不教而诛,认为让高级官吏懂得修身更是首要之事:“惟善自修者,则能得其所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明太祖朱元璋经常告诫功臣,“人处富贵,欲不可纵,纵欲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忧危来之”。海瑞认为,为官要以“敬”为本,即应当严于自律,保持节操,做到“廉、明、慎、勤”,在他看来,一个人有志于做官,无非是出于恻隐和义愤,能够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尽忠、为民办事的机会。人们如果为了牟利,完全可以选择农、工、商等职业;而做官就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康熙皇帝要求大臣在廉政方面作出榜样:“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德治强调教育必须和法制相结合,以法律为后盾。如果忽视常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官吏廉政勤政问题过于理想化。儒家并不否认法制的作用,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因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故在中国古代惩贪立法中,重典治吏也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重要方法。

二、重视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教化做到“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做到“为政以德”。但是也不能废弃刑罚要做到“德主刑辅。”

周人提倡的“明德”包含了“敬天”、“孝祖”和“保民”三重含义,“保民”是“德”的核心内容,认为应当把犯罪人视为患者,应当帮助他们弃恶从善,判案要以常法为准,不可轻废。“中刑”是“明德慎罚”的思想的核心。所谓中刑,就是要求司法公正、量刑适中,罪刑相适应。否则,就有可能因滥刑无辜而引发“民乱”的严重后果。

对“民”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所谓民本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强调在君民相互依存关系中对君的约束,提醒统治者要对民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民的生活状态给予一定的关切,不能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掠夺式的统治不仅会伤民气,产生民怨,更重要的还会伤及君国社稷的基础。国家之财,皆出之广民,皆民之所供,这是山野村夫都会弄懂的道理。“百姓足,导轨与不足;百姓不足,看孰与足?”儒家劝告官吏首先在态度上不可轻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麻木不仁可致“覆舟”之患;体察民情可使社稷永固。民既不可轻视,如何治民呢?所谓“宽猛相济”也。“猛”指刑法强制,“宽”包括取之适度附加教化两个方面。儒家坚决反对聚敛穷民,反对滥加刑罚。教化的根本目的是使民“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诚然,“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充分肯定了人之可以为善的本性,也为惩治那些顽固不化的罪恶之人提供了法律这一刚性手段,因此,“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尊崇。

(文章来源:中国反腐倡廉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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