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三:长情三十载,不老“阿三哥”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6-19 03:16:25

先生在台湾政大教了半辈子书,年过五旬,每周爬山超过五小时,乐此不疲;他几乎不用手机,对风靡一时的热播剧却了然于心,还饶有兴趣看下来。

先生说自己“偷懒成性”,但至今尚未搁笔,鞭策掌权者,心系新问题;他还称自己“老派又传统”,可他总是不经意间蹦出一个词:“青年人”。

与人说话,先生一点儿也不严肃,可嘻哈之中自有股真性情,殷殷期盼这摩登时代,不负它韶华。

“为什么老师的名字中会有‘三’这个字?”

 “当时取名字有个习惯:记得老人家说,看笔划数,笔划加起来要有20、24、32,是个吉利。我名字加起来是24画(繁体字),才算不错。”冯老师说这名字是祖父给起的。

坐在面前的冯老师,身着浅蓝色长袖衬衣,内里配了件保暖的深色T恤,与烟灰色长裤相搭的外套披在身后的椅背上。年过五旬的先生挺直腰板,看不出刚从台湾赶到南京的疲惫。

先生年轻时,总有朋友拿这个名字开涮,说“建三”意味着要“建设三民主义”。

因着这个名字,又酷爱和学生一起登山、一起玩,冯老师在学校还有个外号,人称“阿三哥”。
交谈中的冯老师

“不要只给我看《太阳的后裔》
我还要看《月亮的后裔》”

“阿三哥”年轻时就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后,赴英国李斯特大学深造,博士毕业后回母校教学至今。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西欧传媒研究、市场社会主义与传播媒体、文化帝国主义等。执教同时,也一直致力于台湾公共电视媒体改革活动。

除了“学者”,冯建三教授也是一位“译者”,他翻译出版的传媒类作品高达17种,其中不乏经典:《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美】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文森特·莫斯可)、《大众文化的迷思》(【英】阿兰•斯威伍德)等。

 在冯老师眼中,这看似层面不同的研究只是“名词标签不一样,却有可能互相汇通。”如果这些研究用一个词统领,老师定为:“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1990年,冯教授博士毕业,论文主题是与公共电视不太挂钩的“信息社会”研究。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忽然投身于Public Service Media的改革潮流中,颇有“天时地利”的造化感。

1987年前,台湾广播电视处于党政军垄断的状态,三家主要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因官方控股介入,一直被官方操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报禁,一时间,各种广电类型如开闸放水,热闹起来。

“社会在变,传统面临革新,当时要建立公共电视,我们也应该积极关注并倡导。”冯老师怀抱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的感情投身于那场改革,至今也没停止战斗,“这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个人觉得这件事有意义,也有能力去做。”

这些年,对台湾公共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推动,冯教授积极参与。

对这件功德无量的事,冯老师却担着真切的忧虑和清醒:“我们做的只能是告知,希望大家进行思考:公共服务媒体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和政府关系是什么?要有多大,经费怎么来?更多的人听到、想到,然后形成一种要求,对权力者来说,这就是压力,迫使他们生产更多精彩的作品,而不是把电视当纯粹的谋利工具。”冯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严肃,但忽然冒出的一句又把大家逗乐了,“不要只给我看《太阳的后裔》,我还要看《月亮的后裔》。”

在“同情之理解”以前,
更重要的是“接触并了解”

除了《太阳的后裔》,冯老师知道的电视剧还真不少,《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的不说,新近的片子如《蜗居》、《北平无战事》、《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去年新上的《琅琊榜》,这位前辈也刷完了,朋友们都问他“您有没有在读书啊?”

先生基本不用手机,平常通过邮件与外人沟通,每天会收到多家媒体或社团发送的News Letter。先生淡定地说:“据我观察,和我用手机的太太相比,我也没落后很多嘛!”

提起《蜗居》,先生说有段台词怎么都忘不掉:“太太问丈夫:‘你妈借我们多少钱啊?’丈夫说四十万,太太吃惊:‘咱们妈,给我们这么多!’丈夫来一句:‘哦,四万就是你妈,四十万就是咱们妈。’”

上面这段是《蜗居》里郭海萍和苏淳的对话,冯老师复述着这一幕,在男女角色中切换,偶尔瞪眼、间或挑眉、然后手一挥,讲完捧腹笑出声,“太有趣了!我还跟太太分享了。”

先生讲这些的时候,节奏不紧不慢,就像上面这四两拨千斤的对话本身。
与小新对话

看电视剧是表层,对两岸电视交流现状的关注和担忧是冯老师思考更深的话题。“因为在商言商的产业机制,台湾给大陆看了太多偶像剧,大陆又给台湾看了太多《芈月传》、《琅琊榜》这样的古装片。”冯老师建议:“双方可以拍一些反映各自现实社会的电视节目,别那么商业化,观众之间的交流就不会局限于偶像剧或古装剧了。”

对跨区域、跨国家的文化研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要“同情之理解”,冯老师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句:“要多接触,同情的理解首先来自于了解。”

自称老派的“阿三哥”,怀疑精神却不老

谈到眼下新闻教育的问题,冯教授总是谦虚道:“自己是老派的,传统的”。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新闻学再也不是“新闻无学”,反而是样样都有可能,如万花筒般纷呈。高校教育也在课程改革中激流勇进,变着法儿求新以回应社会的变化。

从“新闻无学”到“学什么才是好”,对这样的转变,冯教授仿佛一眼看到了底:“新媒体有很多新形式,如果你还想做这行,从记者这个层次来看,还是讲文字和观察能力。这个能力可以通过系统性的学习,逐渐转换成不同的表达形式。重要的是,能力要有,再延伸到不同的科技形式。

“面对这种变动,我还是强调人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强调阅读,重视观察、记录和表达。”冯教授笑称自己的说法是“老生常谈”,但这“基本款”却能在万变中经历浪淘沙,分解这时代赐予的无孔不入的压力,“在信息社会,你要学会怎样走向丰富而不是干扰。”

“让我说七个字,就希望同学们能:阅读,阅读,再阅读。”先生手肘撑桌,手握成拳,紧挨腮帮,三个相同的词被他说得抑扬顿挫,竟有了渐次递进的感觉,让人有紧迫感。短暂的停顿后,先生又放松的向后一靠,松口气似的,咧嘴笑问,“听起来是不是很八股?那就:八股,八股,不要再八股!”
短暂沉默的冯老师

当年清风在,年少登高时

“阿三哥”爱登山,这个爱好跟了他一辈子。他说“背上旅行包,就往外去”的爬山状态可以refresh一个人的生活,即便现在,他每周也会背个大书包,花五六个小时去登山。

年轻的时候,更是放浪形骸。“你们现在也逃课吗?”老师头一低,眼神一亮,身子稍作前倾,像在悄悄跟小新八卦什么明星绯闻,“我特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爬山,想着没吃早饭,先去早餐店喝豆浆、吃烧饼油条,结果在那儿被授课老师逮个正着。”说起这尴尬又逗趣的大学往事,冯老师少年派十足。

后来自己成了老师,也有学生逃课做别的事,“我想呀,这就是报应。”老师笃定地点点头,也不知目前还没宗教信仰的先生究竟怎么理解“报应”这个词?

三十多年前,是冯老师还是学生的年代。“我们的课程就有集中选修的设计,就拿新闻系来说,采访写作课不多,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七个领域中,集中选修一个领域,至少达到二十个学分。当时的老师有个观念是:笔杆这种东西,讲的太多也不对。”先生也会怀想那时清风般的纯粹,“那时候书不多,总能有时间看看,还能读熟,现在是书太多了,也没人敢告诉你读哪个好;以前,老师写了什么我都清楚,现在,我的学生不见得知道我在写什么。”
冯老师在明信片上签名

年近六十的冯教授笑说自己老了,“偷懒成性”,但老先生依旧笔耕不辍,给香港东网、《人间福报》等媒体写评论文章,只是再不像“年轻那时候,喜欢愤慨”。不过,有一条却没变,即澄清与去蔽:“偶尔看到人家乱讲,我还是会站出来回应,说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的。”

转眼,这位前辈的新闻研究进行了三十余年,台湾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剩下的八年,他还想继续新的课题——“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和“讣告新闻”。等到真的退休了,就带着茶水逛遍城市,继续阅读与写作,“阅读这件事,没有退休的问题”。

摄影 | 吴科
采访 | 谢亚乔、吴科、余慕婷
录音整理 | 吴科、余慕婷
撰文 | 谢亚乔责编 | 王梦颖、朱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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